译本比较的批评方法

很多翻译论著中都介绍过译本比较这一方法，有论者甚至以译本比较为核心概念，提出要建立“比较翻译学”。笔者认为，如同“比较文学”、“比较法学”等学科名称一样，“比较翻译学”应是指不同语言、不同文化或不同国别翻译理论研究之间的比较，而译本比较主要还是一个方法的概念。

“比较”是相对于单独分析一部（篇）译作而言，一般指同一原作的两部（篇）以上译作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中虽然总会涉及译作和原作之间的比较，但两者的性质不同：原作一译作比较从根本上说是两种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比较，而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除此之外，还有属于同一种语言文化系统内部的比较。另外，由于将译作与原作相比较是译者和批评者不言而喻必然要做的事，它也称不上是一种批评方法。换言之，它就是“批评”本身，而不是批评的“方法”。

译本比较要有说服力，必须讲究比较的方法，讲究论证的可靠。作为一种起码的要求，无论什么比较或对比，都必须选择适当的对比项，并使之具有可比性。比如，要判断一部汉语作品语言的可读性，如果采用的是基于英语语言的一个可读性级次表（如根据句子长度、连接词的多少、某种等级的常用词使用比例来判断可读性），那么就需要考虑：这种判断方法是否也适用于汉语？由于汉语具有“意合”的特点，连接词的使用能不能用来作为判断可读性的一个指标，是需要对汉语的相关现象作专门研究才能确定的，直接照搬英语的判断方法就不一定合适。这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例子，译本比较同样如此，也需要注意可比性的问题。

比如，如果两个译本所依据的原作版本不同，译本中出现了差异，就必须弄清是不是版本差异造成的问题，否则就不能下结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使用依据同一版本原作的译作来进行比较。

又如，译本比较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以九十年代的译本来批评四十年代译本的语言，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由此产生横向（共时）比较和纵向（历时）比较之分。横向比较主要有两种：

1. 以一译本为主，其他译本为次。这种比较中的其他译本一般是作为参照的，评论的重点是一种译本。如评孙致礼译的《傲慢与偏见》（1990译林版），以张玲、张扬译本（1993人民文学版）和义海译本（1994海峡文艺版）为参照。

2. 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本平行比较。

纵向比较也有两种：

I. 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的译本比较。如比较刘重德《爱玛》的1949年初译本和1993年的重译本。

II. 不同译者不同时期的译本比较。如将1957年出版的张谷若译《苔丝》(人民文学版）和1994年的孙法理译本（译林版）作比较。

对比项、可比性都是具有方法论色彩的概念，对比语言学正是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推进了学科建设。在对译本进行比较时，这些概念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方法论方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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