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现翻译惯例

为了比较两个不同时代或文化社群普遍的翻译惯例（历时vs共时），我们如何描述某一时代（如德国20世纪90年代前期）盛行于某一文化社群的普遍翻译惯例？如果对普遍的翻译惯例一无所知，便不能对任何具体译文作出公允的评价。

以你所期待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用你自己本国文化当今的标准）来和以下这段话相比较。

例1：

在16世纪的西班牙，为了使普通大众一目了然，译者常常在原文的基础上加大量解释或者用叠句或谚语的方式表述和原文有关的神话或名著典故，以使译本更加具体，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F. 马德里（Fernández de Madrid）翻译的《伊拉斯谟》（Erasmus）几乎是原文篇幅的两倍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Barrass,1978:195）。

由于翻译惯例不是明文规定，要确定它们何时、怎样运作似乎非常困难。以下简要讨论几种可能奏效的方法。

（a) 对现有译文的分析

某知名译界学者最近在谈到翻译理论时说：“我们之所以知道什么是翻译，是通过大量现有的译文。”果真如此么？在分析现有的目标文本时，我们永远不能确定这篇翻译是否真的反映了一个惯例，还是体现了译者自身的意图。我们需要大量的例证来排除其他变量（决定翻译形式与质量的因素），如：译者的专业能力或发起人下达的具体翻译说明（instruction）。历史翻译学或描述翻译学的学者在文学翻译研究中都选择了这一方法（参见Frank&Schultze,1988:96）。

（b）翻译评论

人们会认为对译本的评论不仅会反映评论者对译文的判断，同时还能体现出人们对所译文本类型翻译的普遍期待。但是当评论提到翻译本身，往往流于表面（译本通常被视为原作），泛泛而谈。例2选自菲利普·迪昂（Philippe Djian）的小说《巴黎野玫瑰》（Betty Blue）的英译本评论，事实上，全文只有一处提到这本书是译作。

例2：

译者巴特勒（Howard Butler）成功做到与原作精神保持一致 (Sunday Times Books, 1990. 1.1.p. H13)。

例3：

（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篇小说的德语新译本）紧紧追随原文的步伐……对原文的地位毫无僭越（Die Zeit,1989.11.11.p.85）。

(c) 翻译理论的陈述

翻译理论和方法上的观点，不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提出的，至少能部分地或从侧面反映普遍的翻译观念，不过上文提到的问题依然存在，惯例和个人观念较难区分。

例4：

逐字逐句或行间释译的《圣经》译本是翻译的本质或理想状态 (Benjamin, 1972:21)。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这一论断也许并不是要我们抛开路德的《圣经》译本，去读文法不通、逐字对应的译本。他只是指出一种理想状态---逐字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可以得到可读性强，又能被接受的功能“对等”的目标文本。

至少就语用层面（这里指功能）来说，其他的观点更直白，尽管并未提及形式。

例5：

对于机械维修文件之类技术性翻译而言，优秀译作的标准就在于它所传达的信息和知识的数量。在操作层面，评判的标准就是译文使用者能否像原文使用者一样对装备进行维修。（Brislin,1976:14）

在我看来，关于译论或译法的陈述，最有趣的观点莫过于译者对自己翻译活动的评价。通常译者不必对自己的译文作评论，除非感到译文可能有悖读者的期待。

(d) 译文使用者的介入

就翻译而言，其“社会化过程”不仅指我们阅读译文的经历（从使用说明、电脑手册到古典戏剧），而且包括我们在学校的语言教学过程。因此，“标准”的译文使用者所持的普遍翻译概念极具模糊性，有关读者期待的问题都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下作答。

(e) 多语译本的比较

总的说来，寻找盛行于某一文化社群普遍的翻译观点似乎颇为棘手，因此，我建议使用从下至上的方法：从遇见的具体翻译问题开始，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往往是由规范性惯例决定的 (主要是语用层面的跨文化翻译问题，参见Nord,1987）。

通过比较同一原文的不同语种的译本，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译语文化中处理同一翻译问题时有各自不同的途径。从它们对问题的一般或大部分解决方法，我们也许能推测出更普遍的创构性惯例，比如关于文本类型和翻译类型之间的关系。

尽管如此，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还是能使我们接近创构性翻译策略。对比西班牙语和德语文学作品中对个人姓名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化迥异的惯例。

例6：

在文学文本的德语译文中，个人姓名（包括教名）通常保持原文的形式不变（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在德语中的同名，读者会在发音上略作改动）。外国名字用来“突显”故事的文化背景。在西班牙语的文学翻译中（或在西班牙文学中），教名通常用西班牙语形式，人们似乎对出现一个法国姓和西班牙教名组成的名字毫不介意。在马克斯·奥伯（MaxAub）创作的西班牙戏剧中，以法国为背景，那些法国人的名字是Josefina Claudio, señora Bernard 这样的法西混合形式，但在该剧的德语译本中，这些人名变成“Joséphine”、“Claude”和“Madame Bernard”这样地道的法国名字（参见Aub,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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