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兹的互动理论

理查兹是根据语义学的语境理论框架提出其隐喻理论的。在其理论中，互动理论（有时也称相互作用理论）影响比较大。在西方学术界，利科对其评价甚高，他认为该书“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转引自谢之君，2007：18)，在谈及该理论时理查兹写道：在最简单的模式中，我们使用隐喻头脑对不同事物总有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在一起活动，由一个词组支撑着，其意义是它们相互作用后所产生之结果。（In the simplest formulation, when we use a metaphor we have two thoughts of different things active together and supported by a single word, phrase, whose meaning is a resultant of their interaction）。（Richards, 1936:93）不过，理氏当时研究隐喻问题，不是为了进行理论探讨，而是为了实际运用。他希望通过对隐喻现象和隐喻工作机制与方式的反思，更准确地理解这一充满神奇的现象。我们探讨词语的隐喻的特征并进而掌握隐喻，这就是我们对所创造的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这种把握方式，就是心理学上所论述的移情（transference）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移情与隐喻是同义的。如果隐喻是将一种事物说明另一种事物，而且心理认识是紧密相连的，那么我们的感受（perceiving）、思想或思维（thinking）、感受（sensing）等本质上也是隐喻的。这样，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表达手段，而且是人类的思维工具，特别是抽象思维的重要工具。在帮助人们掌握这一被亚里士多德誉为最伟大的技能时，理查兹把隐喻看作是语言技巧。理氏指出，在研究语言是如何工作时，实际上是在探索人类思维、情感以及其他各种大脑活动是如何进行运作的，人类是如何生存的，“那一‘最伟大的技能’是如何被传授给别人的。‘我们的理论来自于实践，最终也要在提高实际的技能中结出果实’。”（论述时参考了束定芳，2000：153；Richards, 1965：94）理查兹指出，“人们使用隐喻时有两样不同事物的思想在一个词或短语中活动。这一词或短语的意义即是该两种思想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隐喻‘互相作用理论’的雏形。”他在批评传统隐喻理论仅注意到有限的几种隐喻方式，因而把隐喻仅看作是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词与词之间的转移与转换之后，指出对隐喻的理解应是宏观的。

理查兹把人们通过一事物来感受、来思考另一事物看作是一种隐喻过程，这从某种角度揭示了人们的思维机制。研究这种机制的运作过程，对探讨人的大脑这个黑匣子里的奥秘，对探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转换机制是很有借鉴作用的。

根据上述区分，理氏为隐喻进行了厘定：“要决定某词是否用于隐喻，可以通过确定该词是否提供本体和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某种包容性意义。如果无法分出本体和喻体，我们就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其原义，如果能区分出至少两种互相作用之意义，隐喻便可确立。”（转引自束定芳，2000: 155; Richards,  1965: 119) 理氏认为，根据该标准划分，日常话语中大部分句子都可被认为是隐喻性的。

但在不同文化中，有些隐喻的“喻底”可能较容易确认，有些隐喻的“喻底”则不易确认。比如骂某人是“猪”、是“狗”，说某人是“心肝”或“apple of her parents”，这两者既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相似性，在不同文化中也有着较明显的隐喻差异，这些方面是我们进行汉英互译时所必须认真面对的。

在分析隐喻工作机制中，理查兹提出，隐喻的意义来自于喻体和本体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在不同隐喻中，喻体和本题对隐喻产生最后意义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就好比一个连续体，在其中一端，喻体仅仅作为本体的修饰；在另一端，本体的提及仅仅是引进喻体的借口，它不再具有主要主词的地位。喻体的意义主宰了隐喻的意义。

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我们在欣赏某个较美妙的隐喻时，往往把注意力放到了隐喻的喻体及其意义上，而不自觉地忽略了隐喻的意义。我们可以举钱钟书先生《围城》中的一个例子。

[1]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钱钟书《围城》汉英对照：14）

Some called her a charcuterie—a shop selling cooked meats—because only such a shop would have so much warm-colored flesh on public display. Others called her "Truth," since it is said that "the truth is naked.” But Miss Pao wasn't exactly without a stitch on, so they revised her name to“Partial Truth.”(钱钟书《围城》汉英对照：15)

[分析]这是作者在批评一位穿着不雅的女士。人们在读这段原文时会注意到“熟食铺子”这一用法。对此，中国城里的读者大都熟悉，在这种摊位上摆放着各种红烧熟肉、火烤熟肉，颜色大都是红白两色。如果一个女人这样展现自己，确实不成体统。作者还嫌讽刺力度不够，又加上“真理”这一隐喻，而“真理”往往是“赤裸裸的”。试想，一个女人这样“赤裸裸的”暴露在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种面前，是何等的丢人现眼，但女主人公却偏偏就要如此，不如此不能表现其特色。讽刺真是入木三分啊。再看译文，“熟食铺子”如果直译成英语，只能用cooked meat,而原文在括号内就直接附了一个法语词charcuterie,说明英语译词不如该词妥帖，唯有使用该词才能达其意。其他的隐喻词也采用直译法，结果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转到“隐喻的喻体及其意义上，而不自觉地忽略了隐喻的意义”，即讽刺那位女士穿着太少这一焦点上。

理查兹进而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映射的世界里。我们只接受我们所给予的东西，语言中的隐喻和语言隐喻中意义的交换被强加（superim-posed）在一个早就是不自觉的隐喻产物的被感知的世界上。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解释隐喻。（Richards, 1965：108）

对隐喻能力的解释很大一部分在于寻找（locating）隐喻之喻底，即隐喻内潜在的“理据”。不管该隐喻是“死喻”还是“活喻”，步骤基本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寻找两者的共同特征。但这一特征不在于本体同喻体之间的直接相似，它也可以产生于人们对两者的共同态度。

理氏认为，隐喻中本体同喻体之间的差异性往往和相似性发挥一样的作用。某些相似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作为其显性转移的依据，但喻体对本体的特殊的修饰作用更多地是来自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而非相似处(Richards，1965：126）。在理氏的理论中，本体同喻体之间的差异甚至比相似点对本体的影响要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在理氏看来，隐喻的效果主要不在于喻体和本体的相似性，而在于它们之间各种特征的相互作用。这样，理查兹就将相似性的作用排斥在隐喻解释的框架之外。

理查兹认为，“对隐喻的掌握”将是“对我们创造的、让我们自己生存的世界的掌握”（Richards, 1965: 135）。他提醒我们，心理分析中的“移情”（locating）并不仅仅指语言间的相互作用，它还指看待事物、爱抚和行为的方式。比如：

[2]The city is a beehive.

这座城市是个蜂房。

[分析]城市为我们要表达的主旨对象，既可能是生活中的真实实体，也可能是说者头脑中对城市的抽象概念或意象。“蜂房”在此句中之所以能成功成为城市这一主旨的“媒介”，成为人们认可与理解的隐喻，因为它与城市有可比之处，可以形成对比关系。人们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出来进去的城市，与工蜂飞进飞出的蜂房何等相似！蜂房对蜜蜂构成一个温暖的家这个实体，城市对熙来攘往的所有人们也能构成一个温暖的实体吗?不同说者和读者的感受肯定是会有所区别的。

再比如，我们中国人喜欢把某些大城市的高大建筑物描绘成“火柴盒子”。“火柴盒子”与直上直下毫无特色的高楼大厦有可比性，既是人们通过把其喻为“火柴盒子”来看待、认识那些大楼，也通过这一隐喻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

理查兹的隐喻理论大大促进了隐喻的深入研究，归纳起来，理查兹在隐喻研究方面有三大贡献：(1）他拓宽了理解隐喻本质的视野，把语言中的隐喻看作是思想和行为派生物。（2）他突出强调了隐喻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过程，把隐喻意义同产生隐喻意义的语境密切联系了起来。(3）他把隐喻作为一种述谓现象，为我们从句子层次理解寻找隐喻的特点。（4) 理查兹（1936）在《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一书中多处提到隐喻的“思维”现象，这在当时应是一个重大突破。（王文斌，2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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