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差别影响隐喻翻译策略

中英文化差别甚大，语言又分属于汉藏和印欧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翻译观必然也有不少差异。在绵延五千多年的华夏文化长河中，翻译思想大致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清之际的科技文翻译时期，清末民国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新中国翻译时期（其中可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线分为两个分时段）。中国文化中受外来佛教影响较大，古代笔译成就主要体现在佛经翻译方面，翻译观也体现在佛教的翻译方面，如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安世高（公元二世纪）首开直译先河，梁皎慧在《高僧传》中评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汉末三国时期的支谦（受业于支亮，支亮受业于支娄迦谶，影响极大，史称三支）首创“会译”（编译），同时也开创了译文加注这一延续至今的重要译法。支谦主张文丽简略，在《句法经序》中他指出：“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阙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译论家普遍认为，支谦的序是现存古籍中最早谈到翻译标准的文章。此后道安（314-385）则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五失本”、“三不易”很有影响，彦琮（受业于支亮，支亮受业于支娄迦谶，影响极大，史称三支）也主张直译，他的“八备”说全面阐述了译人的素质及方法，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玄藏（600/602-664）是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他就译经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影响深远，对20世纪开展的译名大讨论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在文学翻译方面，林纾（1852-1924）以“做畏人心，反帝救国”这一核心思想为己任，提出了“神会、步境、怡神”翻译观，为此，他“善于保存原作的风格与神韵，中外译家至今仍津津乐道，视为典范”。（转引自方梦之：415）在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方面，有严复（1853-1921）的“信、达、雅”（实际上严氏的标准已经覆盖了翻译的各种题材、体裁）。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运动新文化时期之后，翻译理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新文化旗手的鲁迅（1881-1936）提出了“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翻译观，鲁迅的翻译观充满了辩证法，他既主张“信”与“顺”的辩证统一，又主张“输入新的表现法”，为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丰富汉语的语言词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郭沫若（1892-1978）提出了著名的“创作论”翻译观。他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容易。”（转引自王秉钦2004：148）“两脚踏东西文化”的著名文学翻译家林语堂首先提出“翻译即艺术”的重要翻译思想观。他指出：“翻译是一种艺术。

凡艺术的成功，必赖个人相当之艺才，及其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此外别无成功捷径可言，因为艺术素来是没有成功捷径的。”（引文同上：176）傅雷的“神似说”翻译观，钱钟书的“化境说”翻译观，更是人尽皆知。这些翻译理论都具有中国的特色，都是建立在中国特有文化、艺术和汉语文字基础之上的。西方的翻译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早期的语文翻译学派（philological school）、论释译论学派（hermeneutic approach）、翻译超越译论（overstepping approach）、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到近现代不断推出的各种学派，比如文艺学派（literary school）、文学-文化学派（literary-cultural school）、多元体系学派（school of polysystem theory）、交际学派（communication school）、社会符号学派（sociosemiotic school）、语言学派（linguistic school）、解构学派（deconstructional school）、释义派理论（theory of interpretational school）、摆布（也称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辩证逻辑学派（dialectical logic school）、食人主义（dialectical logic school）后殖民理论（theory of post-colonialism)、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目的派理论（skopos theory）等等。

仅从以上所列举的部分学派或理论中，读者可能已经感到有些眼花缭乱，从古今中外的种种翻译流派来看，就如何对待语言、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的差异上，历来就有“直译派”和“意译派”之争，近年来国内外又出现“归化派”和“异化派”之争。拨开各种翻译学派的迷雾，我们似乎应始终把握一点：不管采用何种翻译策略，首先必须以原文文本为准绳，首先以读者感到表达地道、忠实于原文内容为标准，在英译汉中如果一味追求“汉化”、“归化”、“赞助商之目的”，或者以输入异域表达习惯等目的而走向另一极端，在内容上都可算是背离原作，都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翻译，在进行汉外尤其是汉英翻译过程中，因为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为了更全面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读者，有必要多作一些异化的处理，同时加一些必要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用地道、标准的外语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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