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瓦雷里作品的译介

保尔•瓦雷里是法国一位哲学诗人，在谈到瓦雷里诗歌中译方面，必须要提到梁宗岱与瓦雷里的交往和关系。

梁宗岱先生是我国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润、陶冶的诗人、学者、翻译家。1925年梁宗岱到达欧洲先后就学于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不久在《欧洲》、《欧洲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法语诗作，并向法国读者译介我国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等中国古典诗歌，1926年与瓦雷里结识，23岁的梁与56岁的瓦雷里遂结成莫逆的忘年之交。瓦雷里以他的诗以及整个人，给了初识的梁极深的印象，而瓦雷里也十分赏识这位年轻的中国诗人，尤其读了梁创作的法文诗和英文诗，更是大力赞赏。

192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保尔•瓦雷里与梁宗岱在绿林苑散歩。在“木叶始脱、朝寒彻骨、潇潇金雨”的情境中，瓦雷里向梁宗岱启示自己长篇名诗《水仙辞》的意境，那讲述深深感染了梁宗岱，梁领悟了该诗的真谛。他将这首三百多行的长诗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登在著名的《小说月报》上。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水仙辞》的单行本。通过梁宗岱，这位法国大诗人的作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此后，梁借近水楼台之势分别写下《保罗梵乐希先生》、《象征主义》、《歌德与梵希》、《韩波》等研究法国象征主义的作品。在梁介绍瓦雷里之前，中国诗学界对瓦雷里这位“哲学诗人”的介绍呈ー鳞半爪之势。在他之后，瓦雷里在中国成为许多人谈论的话题。尤其是他对瓦诗的翻译，更为中国学界称道。他以“直译为主……不独ー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连节奏用韵也极カ模仿原作”，再现了《水仙辞》髙远超逸的意、情、境，成为独步译坛的典范之作，这当然与梁本人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和颖悟天性密不可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宗岱立即回国。临行前，梁向自己的精神导师瓦雷里告別。瓦雷里叮嘱他一定要再来法国，并希望与他保持联系。回国之后梁一直与瓦保持通讯联系，但终未能再见到这位大师。1945年7月，保尔•瓦雷里逝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为这位艺术大师举行了国葬。

然而，梁宗岱与瓦雷里的故事还没上结束。1979年，梁宗岱托他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学生将他保存的两封（梁共保存着瓦雷里及罗曼•罗兰来信19封， 文革中皆散佚）瓦雷里来信的影印件交给在同一机构工作的瓦雷里的小儿子弗朗索瓦•瓦雷里。小瓦雷里对此表示感谢。并说，瓦雷里文集中辑有作者生前与各国文学家的通信，但唯独缺了中国的，现在终于弥补了这一空白，这不啻又是中法友谊的佳话。

继梁宗岱之后，译介瓦雷里的是梁的学生卞之琳，卞自1936年起曾译过《友爱的树林》、《失去的美酒》，这两首诗被收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卞之琳《西窗集》 （1936）。《海滨墓园》、《风灵》、《石榴》、《蜜蜂》等则见于《世界文学》1979年第4期及附在1983年出版的《英国诗选》中，此外,卞尚有瓦雷里的散文诗《年轻的母亲》的译文。

另外，曾经移译过的瓦雷里诗文尚有曹葆华在《北平晨报•学园》（分別见1933年2月10日456号、14日457号、16日458号）上发表的3首译诗（内容不详）、丰华瞻译自《诗的艺术》的《纯诗》（此文还有王忠琪等的译文）。罗洛尚译有《圆柱之歌》、 《致悬玲木——写给安德烈•丰丹那》、《蛇》（见罗洛译《法国当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另值一提的是名诗人戴望舒译过《消失的酒》（诗）和《波特莱尔的位置》（文）。《海滨墓因》至少有两个译本，卞之琳而外，尚有程抱一译本。

19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葛雷与梁栋合译的《瓦莱里诗歌全集》，瓦雷里成了20世紀法国诗人在中国拥有诗歌全集汉译的第一人。有关瓦雷里的研究文章为数寥寥无几，除梁宗岱外，还有晦庵（唐弢）刊于《文汇报》上的《水仙》、《水仙余闻》两篇书话（年代日月不详）。值得一提的是林文铮刊于《中法文化》上的《诗圣梵乐希伦》（1945年10月）一文。林在这篇“论”中，对《海滨墓园》（林译为“海墓”）的分析确属难能可贵，只是参禅论道之味较浓。此外，《国外文学》1983年第2期和《法国研究》1984年第2期分别刊载了陈カ川的《瓦電里诗论简迷》和《瓦雷里在海滨墓园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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